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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学生都是年轻的，不是吗？所以他们擅长技术，不是吗？不是的。全球数百万学生在线上学习的同时，高校对数字素养的对象、方式、内容和原因的认知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
尽管高校已经投入大量资源来帮助教师改变教学工具，但是在帮助学生方面所做的工作还很少。相反，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21世纪的年轻人即使没有详细的指导，也能自然地熟练使用任意技术。所以当被认为是手足无措的教师们得到了许多技巧和诀窍时（例如我所在的大学举办的“OK, Zoomer”工作坊），学生们却被忽视了。
每当我听到同事断言年轻人“马上就能学会”的时候，我就怀疑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切实地教授学生真正的数字技能。像我一样教授计算机实验室实操技术的人都明白，学生们并不总像他们假装的那样熟练。仅仅向一个班级展示如何使用软件菜单就可能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
最明显的问题是媒体研究教授斯瓦·瓦伊迪雅纳坦（Siva Vaidhyanathan）所说的“世代神话”（generational myth），它假设“数字原住民”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可以用同一种方法来对待。实际上，班级、种族和性别通常是影响学生既有数字经验和舒适度的重要因素。
此外，许多高校中除了校园手册上展示的十几岁、二十多岁的学生外，还有更年长的学生。例如，我63岁的丈夫刚刚在窜辞辞尘上完成了第叁学期的阿拉伯语课程。
有些学生的确看似已经掌握了窜辞辞尘这类程序的所有功能。他们自信地调整滤镜或使用虚拟背景，使自己或周围环境更为美观。但是有人却不知道如何在窜辞辞尘中完成最基本的任务，比如在线上“举手”提问。更糟糕的是，整个系统的建立使遇到困难的人为自己需要帮助而感到羞愧。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的“参与鸿沟”（participation gap）可能不如20世纪研究读写能力的人员曾谈论的“数字鸿沟”那么明显。即使年轻人知道如何使用特定技术的基本方法，他们也可能不会经常性地或积极地使用它们。当这些学生关闭摄像头或麦克风时，参与鸿沟只会扩大。
在拥挤的、有多个同时进行远程学习或远程工作的成员的家庭中，落后学生无法向家人求助。在疫情前，英国数字素养专家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长年进行重要的人种学研究。该研究表明了生活安排、家庭空间和家庭权力动态在获得数字素养中的重要性。线下有许多学生都在家学习，因此这些都是要纳入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美国，对于学生用来进行数字访问的设备的假设尤为具有误导性，因为许多年轻人在学校和图书馆关闭的情况下无法使用计算机，而必须依靠屏幕较小、功能较少的手机。困于预算无法升级宽带服务或手机数据套餐也可能影响网络连接。
疫情隔离中的生活也阻碍了数字素养的前景。约10年前，文化人类学家伊藤瑞子（Mimi Ito）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研究少年和青少年如何获得数字媒体制作能力。她提出了一种“闲逛、玩玩和极客一下”（hanging out, messing around and geeking out，有时简称为HOMAGO）的模式，描述了年轻人在与同龄人社交时如何学习重要技能。现在，学习环境中的许多非正式社交活动已大大减少。
我们还需要就从这些平台中获利的公司供应商以及学生们为了使用平台所必须放弃的自由提出问题。这里，我所关注的点不仅仅是数字素养，而是数字权利。
尤其是因无法进行线下授课而加剧了人们对学术诚信的担忧，这催生了新的服务。例如，教育技术专家朱莉亚·柯特（Julia Kott）指出，考试监控程序可能会基于其机器视觉算法认为可疑的肢体语言而发出作弊的误报。残障学生或身材高大的学生可能会被标记，而这必然会损害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信任。
正如我在别的场合所提出的，我们需要更加广义地思考，什么才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教育技术”。这些技术甚至不需要是数字化的。在我的课上，我发现让学生离开去在笔记本上画草图或组装纸板样品，比单调的在线技能练习要高效得多。
简而言之，数字素养具有许多组成部分，包括技术能力、社交信心、隐私意识和金融素养。我们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能重回教室。同时，希望我们回来后能继续进行有关数字素养的真正对话。
伊丽莎白·洛斯（Elizabeth Losh） 系弗吉尼亚威廉与玛丽学院（William & Mary College）的美国研究与英语专业的 Gale?and Steve Kohlhagen杰出教授，关注新媒体生态学。她是5本与数字文化有关书籍的作者，包括《学习的战争：在数字大学中占领高地》。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Print headline:?We must not presume students are tech-savv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