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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校教职工而言，过去16个月是一系列危机似的连锁性变化。事实上，种种改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人怀疑到底有没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恢复正常”。
但是，当高校管理者在考虑要如何开展即将到来的新学年时，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教职工在第一波疫情期间为自己的学校提供的善意和额外的努力是……额外的。它不能代表每个人能做多少工作的新可能性。抱有这种期待是荒谬的，甚至是残忍的。
这种想法的根源是对教职工的责任以及各种任务所需时间精力的误解。需要明确的是，没有哪位教师“在暑假休息”或“每周工作9到12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坐在办公桌前花几小时的空闲时间泡在社交媒体上。
这些看法似乎反映了那些下达任务的人往往没有充分理解这些决策是如何被执行的。在这种背景下，应对新冠疫情的要求让教职工拼尽全力。教师已经没有时间去参加时长3天的会议——因为如果要参加会议，他们就必须在凌晨1点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或者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必须要把教学、研究和服务性事物完全转为线上模式；那些幸运的人有一周的时间可以做完这项任务，但现实往往只给你一个周末的时间。
与此同时，还有学生们各种新的、不断扩大的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支持、社交和情感支持、新形式下分析学习材料的学习支持，以及跨时区和在不同互联网带宽下提供良好的全球范围授课。
许多教职工此前从未经历过疫情。在此期间，他们愿意耗费自己的时间、才能、精力和情感资源。即便不是所有教师，至少大多数人都冷静地管理着自己的个人和职业生活。疫情期间，在考试之前，他们把面谈时间定在周日晚上；在课前30分钟打开窜辞辞尘，并在课堂结束后延长30分钟，与学生联系并回答他们的一切问题。他们努力开展教学，把新方法和新技术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他们试图弄清如何继续自己的研究项目，尤其是那些就业和发展前景取决于研究情况的教师们。
工作人员也相应做出了调整。清洁人员在日常清洁中增加了新步骤，同时也面临着新风险。教学和技术支持人员延长了自己的工作时间，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从早到晚提供咨询，并定期提供支持服务。学生服务人员成了在线参与专家。
大多数人在在线会议中会变得轻松自如，很多人发现参与并离开会议变得更加容易。然而，和把“旅行路上”标在日程中的管理人员一样，教职工们也注意到，在不同窜辞辞尘会议中不停切换不得休息，让他们疲惫不堪。然而，按照传统来理解，教职工们看上去更“有效率”了，也许确实如此。
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进入一种被善意地称为“新常态”的状态，我们发现这些改变背后有相当高的代价。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55%的教师正在考虑离开高等教育行业。与许多行业的工作者一样，高校教职工也想知道，如果他们可以在家工作，为什么还必须亲自到学校报道，尤其是在停车许可证相当昂贵，且价格“涨幅”不顾生活成本的增长。
各级高等教育雇员已为了支持他们深切关心的学生，以及维护雇佣他们的学校工作了无数个小时，但却没有见到回报他们努力的意愿。相反，当生活成本上升了约4%的时候，一些高校仅为员工提供了不到2%的加薪，甚至压根没有加薪。
一些教师被告知，他们将有额外的一年时间从事研究，不会因为“低生产率”受到惩罚。然而他们还是被问及为什么他们的研究没有达到此前预期的水平，就好像新冠疫情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一样。这样的行为对于维持劳动力来说不是好兆头，尤其对于那些报酬不足和过度劳累的人来说。
虽然每个校园的生态系统各不相同，但这一具有挑战性的时刻为高等教育提供了一个机会，提出对教职工的期望；但这些期望是不人道的，也不是人类所能达到的。
为了适应这种新常态，高等教育机构应该保持优先关心自己员工的紧迫性，而这一点可能包括重新调整教职员工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忽视不平衡的预期，尤其如果这一预期在疫情前就已存在，将会导致倦怠。超人般的努力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策略。
我们必须承认并奖励教职工完成的艰难工作，然后明确且有意地重新设定期望，使这种水平的工作远超常规，而非称为新常规。
玛莎·迪德是纽约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卓越教学中心的主任。米歇尔·帕兹是俄亥俄州代顿大学（University of Dayton）的政治学教授和助理教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