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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学术界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是，有那么一瞬间，它让一种别样的、更好的学术会议成为可能。
最初，学术会议完全转为线上模式，然后变为线上线下混合的形式。这些会议突然向各种通常无法参加昂贵的、固定的大型会议的人开放，例如那些有家庭责任或身心残障人士，或者来自低收入国家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疫情封锁使得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学术研究、评论和愿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在被全世界看到。
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与听众面对面来讲述自己的论文是有价值的。但我们也了解到，通过窜辞辞尘等网络应用报告论文并不会显着影响学术的有效分享和讨论。可以理解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在窜辞辞尘上进行报告持积极态度，但相当多的人对此感到满意。
然而，在疫情结束后，我们很快又回到了以线下为主的会议形式。例如，虽然我所在的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简称APSA）在其年度会议上增加了一些新的论文报告形式，但传统的论文小组报告在这次会议和大多数类似活动中仍然占主导地位。不管是公平和包容层面，还是学术交流和影响层面，我们似乎都浪费了一个好机会。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参加了大约15次学术会议，我发现，小组讨论无疑是会议的核心部分，有时这些小组活动让人们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但它们并没有反映出动态学习体验所特有的那种学习和交流，并且大多是片面和被动的。
会议的意义和重要性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体现在那些非结构化和非正式的空间里。目前，那些可能导致重大事件的偶发互动发生在用餐、接待和透气时。但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场合组织成一个结构，并把它放在会议的核心，而不是边缘，那么与会者就会有更多创造性参与的可能性。
就政治研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而言，我们还可以为学者创造与政府、公民社会和媒体人物接触的机会。事实上，我们也可以邀请这样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报告——但不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而是分享在各自的实践领域中体会到的对政治学各个方面的思考和看法。
我是础笔厂础人权部门的成员。这一领域的研究通过与从事发展、人道主义援助、人权和社会关怀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的接触中获得特别的价值。我们也重视与记者和媒体分享我们的知识和学术成果的机会。
为所有这些提供合适空间的方法是将许多传统的会议演讲转移到窜辞辞尘上。或者我们可以完全取消其中的一些演讲——毕竟包括础笔厂础在内的许多学术协会已经要求在年会之前上传论文，让任何注册的参会者都可以阅读。因此，无论是亲自朗读还是在线朗读，都存在不必要的重复因素。一些演讲者可能要上传他们的论文，并通过电子邮件或数字平台征求反馈就满足了。
令人鼓舞的是，础笔厂础将于明年2月举办第一次完全线上的研究会议，这可能为将来线下的年度会议提供一个潜在的模式，让其设立虚拟环节，从而使会议更具创造性和互动性。
学术会议需要重新构想和振兴，使其成为能够促生联系和交流的空间，借此丰富和超越学术界，而不是加强其更狭隘的倾向。与其花叁四天时间来报告论文，不如把更多时间用来真正充分利用大家共处一地的时间。
重新调整年会的方向，使其围绕互动而不是论文报告，将增加学术研究影响政策、实践和大众理解的机会，并以对话和互利的方式丰富这些研究吧。
诺姆·希梅尔是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法学院人权与法律多元化中心副研究员，也兼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国际与地区研究讲师。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