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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新冠疫情带来的距离和视角，学术文化的某些方面现在看来对环境有害，其中包括期待和享受飞行。
我一直感到非常荣幸，能够飞到世界各地参加会议、研讨会和会谈，享受访问学者资金、建立国际人际网络的机会。这些网络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但随着气候危机的影响范围和紧迫程度变得越来越清晰，我很难为一份（已被匆忙）政府报告所称的“不道德的放纵行为”进行辩护。
再加上疫情和连续的封锁，这些都打破了飞行的常规，并展示了参与交流的其他方式，我已经到了将飞行等同于认知失调的地步。尽管我仍然负担得起的，而且国际会议的邀请又开始猛增，我自己（和我的家人）都认为不能再当飞行常客了。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增进知识，那怎么能有理由选择性地忽视航空旅行对气候有害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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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签署了（No Fly Climate Sci pledge），并发誓总体上减少旅行次数。这并不意味着减少参与活动，因为过去的18个月已经清楚地表明，即使不坐飞机，我构建和维护富有成效的社交网络的能力也不会降低。在这段时间里，我在舒适的客房里建立了职业生涯中一些最重要的联系，并提交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合作国际资助提案。
除了成本和金钱外，目前没有要求证明我们飞行决定的合理性，也没有要求衡量我们旅行选择的碳影响。不能指望依靠研究资助方来监督我们，因为他们很少在环境标准方面提出期望，即使是在资助环境研究的时候。而且，无论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颁翱笔26）上达成了什么协议，即使全面实施这份协议，可能也不足以避免严重的环境破坏。
有鉴于此，减少飞行的承诺须来自机构内部和我们个人。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国际流动经得起良心的拷问——这对任何在环境研究领域背负沉重心理压力的学者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挑战。对大学来说，配备许多耗电量极大设备的实验室是碳排放大户，但许多环境研究发现，飞行是影响最大、碳减排潜力最大的领域。
发表于2016年的一篇强调，一个大型会议产生大约22000吨二氧化碳，相当于1000个中型实验室一年的排放量；一次横跨大西洋的飞行的碳排量相当于每天开车通勤25公里一整年的碳排量。因此，规模较大的高校每年将在航空旅行中排放约一万吨二氧化碳，而其他形式旅行的排放量可能只有约400吨。
某些学者似乎在飞行上体验到了一种奇怪的特权主义。尽管他们受过教育、见多识广、行事严谨，但他们可能会做出鲁莽的选择，以满足基本毋庸置疑的文化期望，即如何合作和交流知识。然而，我们不应是特例。
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呢？我想敦促所有人利用这一变化的时刻，停止乘坐飞机的商务旅行。签署“禁止飞行的气候科学承诺”，寻找创造性的新方法来做事情。例如，考虑乘火车旅行：它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旅行时间可能更高效。
寻找一些有益的资源，例如，其中提供了帮助做出合理旅行选择的决策树，减少飞行的常见忧虑(包括如何反驳“就算我不坐，飞机还是会飞”这种常见论点)。你也可以为你的部门设立一个“更好地旅行”承诺。
另外，在邀请来自世界另一端的人来你的部门开研讨会之前要叁思。并寻找能够以持续性旅行方式来进行考试的考官或要求学生在线考试。
另外，不要参加大型会议。它们很大程度上是赚钱工具，对于有意义的社交来说太大了。相反，专注于较小的活动，支持与环境有关的组织会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如果要组织一次会议，可以考虑将其设置为一系列的分支会议，代表们在各自或邻国的中心开会，并在网上与其他分支接触，最后聚集在一起召开全体会议。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可以通过低碳选择到达的地点，而不是仅仅因为哪里是个好地方或东道主是谁。
解决你自己的“错失恐惧症”（害怕错过），不要害怕不能参加所有的活动。相反，努力让其他人认识到，学术界需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以身作则。到目前为止，我们所面临的不幸中，错过是相对较轻的。
艾米·安布罗斯（Aimee Ambrose）是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的能源政策教授。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