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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在教授异步课程时也开始对游离的学生和不专心的学习听之任之了。他们暗暗向自己保证，如果能够和学生进行“实时”会面，他们自身的魅力和临场发挥将让课程像以往那样大获成功。
如今，当教师们为实时学习的消失而感叹时，他们所提出的的是（或者至少部分是）自己所习惯的教学带来的良好感受的缺失。毕竟，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异步教学环节中，学生们仍在学习大量的知识。只不过习惯同步教学的教师要依靠视觉和听觉信号在令人满意的反馈循环结束后产生多巴胺，而学生们新的学习方式却无法生成这些信号。
在异步环境中，没有学生在我们开玩笑的时候大笑，在讲到精彩处时点头，或扬起一边的眉毛暗示对此处有疑问。课后没有急切寻求对话的学生排成的长队来激发教师的课后满足感。在疫情中，许多只进行异步授课的教授发现自己遭受了类似戒毒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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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异步学习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心怀不满的教授和教育危机主义者便利的攻击目标。对异步事物的贬低已经酝酿了多年。早在10年前，消费者可能要为必要服务耐心等待。但如今，广受追捧的全天候即刻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潮流，让回电话和邮件回复成了不热情的二流售后服务。公司已经为争取我们的注意开始了一场竞标战，在成功发明、激活并制度化急躁文化的同时，把同时性提升到了虚假偶像的高度。
在过去20年中，教育者们盲从这种文化潮流，在主流范式中把最关键的学习任务转移到课堂上，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异步“作业”。
他们的这种衡量方式与其说是实际的不如说是愤世嫉俗的。如果他们认为大学生的智力和行为能力让他们无法在没有老师监督的情况下完成严格的家庭作业，那么学生所有的必要学习都必须在老师的直接监督下进行。
这些教育工作者的许多人都接受了更高等级教育管理者的胡言乱语；这些管理者暗示布置大量课外作业可能会导致学生退学从而减少学费收入。随之而来的是，衡量教师效能的术语逐渐反映出行业对即时和面对面的关注。
诸如“有效利用课堂时间”这样的流行语已经成为课程评估的标准，在这一代学生消费者中毫不掩饰地加强社团主义者的信条。更有甚者，对教授进行评价就好像我们评价全球呼叫中心工作的客户服务接线员一样，当然前提是我们要足够有耐心等待3秒钟直到电话接通。以数字1到5打分评价（5分为最高分），教育者即时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吗？
对我而言，异步学习为同时性长达数十年的垄断提供了一个迟来的、迫切需要的对应者。值得一提的是，严格的作业布置、完成和评分仍然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教学本质对话的形式。异步教学中，教授的角色更类似一个作家，而非实时聊天的客服。流传最久的作家的真诚不仅凭借在一定时间内提供想法，而是在于合上书本或关闭电脑后读者脑中开始并持续进行的对话。
如今，对现场教学成瘾的高等教育空泛地追捧“批判性思维”和“迭代式实践”这样的概念，但同时却系统性地剥夺了学生所有上异步课程的机会。而他们恰恰在异步课程中可以选择上课时间，并在舒适的地方，按自己的节奏、以经济上可持续的方式学习。
异步课程让在职学生能够获得学位。这些学生无法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中抽出3小时，为靠线下教学获得快感的教授服务。一学期16周，每周2次，每次3到4小时，这些学生在这些时间里能挣的钱可以帮助他们为下学期的另一门课攒下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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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步学习中，教授比富有魅力的推销员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的效率取决于是否能在个人魅力崇拜中保持学生的注意力。当我们贬低或批判异步学习和异步学习者时，我们其实是赶在买家改变主意之前，没等签字的墨水干透就急于结束交易。
狡猾的销售员把距离视作敌人。他们从经验中得知，一旦摆脱了销售员的动物性吸引力，买家就能更好地进行理性思考。年长的人很清楚，异步性里包含着真正的智慧，让我们不要过于迅速做出决定。无论所要考虑的是工作机会、购买二手车还是想出一个10页长论文的论点，时间都是我们的老师。
尽管异步课程对各个教师和学习者来说并不都是同样合适，但在其为反思的文化时刻里深思熟虑后进行的实践所创造的空间中，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学到点什么。尽管异步课程中，学生无法得到对困难问题的即刻、简单的回答，但许多教授仍坚持深植在文化中的信念，即同步学习是而且应当成为黄金准则，并以毫不掩饰地精英主义观念认为当我们回归“正常”状态时，一切都会更好。
正确评估异步学习意味着接受新常态。清楚地看待其优点就像对我们生命中安静、内省灵魂的迟来的欣赏。那些人倾向于在充裕的时间里从各个角度思考有挑战性的问题，然后提出合理的回答。
扎卡里·迈克尔·杰克（Zachary Michael Jack）是北中央学院（North Central College）英语系教授，并且是领导力、道德与价值项目的长期教员。他的最新著作是《公共写作的艺术》（The Art of Public Writing）。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