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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担任过一位教授的助理，他的教学方法是将知识原封不动地传授给无知的学生。
每周，我都会和我的本科生讨论小组见面，他们被看起来无序的信息压得不知所措，无法理解其中的任何意义，我们会复习课程材料，重点是理解因果关系等联系。
当教授看到我积极的教学评价时，他的评论是：“嗯，学生们似乎很喜欢你。”我现在真希望我当时的回答是：“是的，因为我教他们思考历史，而不是向他们直接灌输历史。”
这次交流一直留在我的心里，这个例子说明当学者们更多地，而不是帮助他人理解教育的重要性时，高等教育可能受到怎样的损害。
现在，当院校努力应对因新冠大流行年而加剧的时，学者们也需要使用我们教师的特长应对所有人面临的。
我认为，教师必须在决定高等教育未来的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因为如果没有成熟而有效的教学，许多大胆的计划都只是空中楼阁。我们知道在课堂上什么是有效的，在开展课程和技术创新中什么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以及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来实现。
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始一场我们投入巨大却又格格不入的对话呢?
虽然许多学者认为行政管理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但事实是，我们拥有的技能完全能解决问题。有效的教学需要优秀的沟通、积极的倾听、包容新观点、换位思考和条理清晰的陈述。所有这些技能对于解决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丹尼森大学（Denison University） 全球商业专业担任主任的4年时间里，我学会了坚持自己的教学专长。全球商业是由我们的教员创建的一个跨学科项目，旨在调查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和经济因素如何塑造全球贸易和商业。
作为一名研究新教改革的历史学家，当我开始参加与大学领导层、董事会成员、校友和当地专业人士的会议时，我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其中许多人拥有多年的商业经验，渴望分享自己的想法和专业知识。仅仅依靠教师们对于智力追求的内在价值的夸夸其谈，或者在新思想面前为自己辩护，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我必须迅速学会倾听各种各样的声音，并与那些对学校以及更广泛的高等教育的未来持多种观点的人进行有说服力的沟通，传递教职工的愿景。
在同事的帮助下，我很快就意识到我带来的最有价值的工具源自我的教学直觉和经验：清晰的沟通，包容观点的多样性，快速适应的能力，并且总是致力于在文科学校阐明我们的知识使命的价值所在。
我和同事们曾遭到管理者和非学术合作者的质疑吗？是的。当别人坚持认为我们应该从商业领域的成功人士那里获得启示时，我们是否必须努力克服自我怀疑？是的，我们确实如此。
我们是否有时觉得，让新课程走一条偏离教师愿景的道路会更容易?没错，不止一次。
但是，我们越是认可作为专业教师的权威，就越能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越能更好地共同建立一个基于文科的学术和教学传统的项目。
全球商业现在是一个繁荣的、完全跨学科的、以人文为基础的专业，有200名学生在读。教职工努力阐明，我们对该项目的愿景不是“丹尼森的商科专业愿景”，而且因为它不属于商科，所以更要好得多。因此，行政部门的同事接受了我们的表述，认可课程的文科属性，摒除了它的专业预科性质。
正如这次经历所表明的，如果我们想要保留我们舒适的学术空间——反思、智力探索、深度阅读、深入研究和对思想的批判性探索——我们有时必须走出去，参与领导力讨论。
换句话说，我们还必须运用课堂上发展的技能，来处理与教职工、管理人员和校园之外的潜在支持者的互动。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与行政人员和非学者的交流中，我们并不总是处于最佳状态，我们要学会做得更好。
与此同时，院校领导人和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如果他们不创造空间把我们的教学专长纳入战略规划和院校创新，高等教育将会面临严峻的未来——表面上光鲜亮丽，但缺乏将一切联系在一起、向学生提供面对未来的教育的基本要素。
凯伦·斯皮尔林（Karen Spierling）系俄亥俄州丹尼森大学（Denison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和全球商业项目主任。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