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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通用语言，英语促进了国际旅行、沟通、创新、外交以及经济和社会流动性。但与此同时，英语正在将世界分为“富人”和“穷人”，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时加剧了社会经济不平等。
这一不平等的结果在教育领域的影响更深远，而教育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终极平衡者。或许，也没有哪个其他领域让它被如此有效地考察。
最近有两份报告很具启发性。第一份是由厂迟耻诲别苍迟辫辞谤迟补濒蝉为英国文化协会编写的《英语授课课程不断变化的现象》（）。该报告发现，除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这“四大”英语学习目的地外，自2017年1月以来，全球英语授课课程增加了77%。这其中，欧洲继续领先，而中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则显示出最明显的增长迹象。这些课程主要集中在排名靠前的大学中，但也有逐渐拓展到其他高校的趋势。
第二份报告是英孚教育的英语熟练度指数（）。这个对112个英语非官方语言国家的最新年度排名发现，欧洲国家的英语熟练度很高而且正在上升，而拉丁美洲国家大多也有所提高。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趋势好坏参半，中东国家的趋势则很不理想。
自2015年以来，30多岁成年人的英语水平比20岁出头成年人的英语提升了3倍。该报告称，这表明年轻人学习英语以获得职业利益的动机。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也就隐含地表明，学校系统未能在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使其充分掌握英语语言技能。该报告还发现，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显着差异：与周边地区相比，几乎每个大城市的成年人英语熟练度都更高。
欧洲为探索英语语言鸿沟及其后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大学使用英语来推动国际化并提升其全球声誉，帮助其学生们准备好面对全球经济，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增加他们的收入。虽然大多数欧洲居民从小就开始学习英语，但在学术水平上发挥作用所需的词汇量和流利程度远远超过了在学校语言课上获得的基本会话技能——有时这些来自英语不流利的老师。
因此，英语授课课程往往有利于家庭背景更优越的学生，他们受益于资源丰富的高质量英语教学、私人辅导和海外家庭旅行。其他学生则忙于应对大学英语阅读作业的深度，但他们的写作还是缺乏实质内容和细微差别。
这种学术转变对教授们来说同样艰难。教师的招聘和晋升越来越多地基于索引英语期刊的引文影响。但对于那些缺乏用英语进行有效教学和写作技能的人来说，产出可出版的手稿非常耗时，有时需要与编辑和审稿人进行漫长的谈判。有些人转向所谓的“扫盲经纪人”（literacy brokers），他们收取对年轻人和经济还不太稳定的学者来说无法承受的高额费用。在高等教育由国家资助的地方，比如在欧洲多地，仅用英语出版会让来自特权阶层的纳税人无法获得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信息。
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的激烈辩论提出了许多这样的关切，结果好坏参半。2013年，法国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就奥菲拉佐法（Fioraso Law）发生争执，该法放宽了对法语以外语言的大学教学限制；到2021年，法国的英语课程数量跃升至欧洲（不包括英国）第4位。
2017年，意大利宪法法院否决了在着名的米兰理工大学将所有研究生课程转为英语的计划。尽管如此，意大利政府已经宣布，即使在人文学科中，研究基金的提案也必须用英语撰写，口头采访也要用英语进行。除了其可疑的合法性之外，鉴于意大利成年人的英语熟练度现在是西欧最低的，这项任务尤其令人困惑。
即使是精通英语并带头开设了英语授课课程的北欧国家，现在也在质疑他们是否过分了。荷兰已考虑限制这类方案，从而减少国际学生的入学人数。丹麦已经缓慢而有选择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尽管外界对商业需要海外人才的警告越来越多。
这些举措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因为英语授课课程在诸如中国等国家以及未排名的高校中获得了长足进步。他们建议，在向前迈进之前，政策制定者和大学领导者应该首先考虑如何减少不平等。在短期内，这可能涉及对学校教师进行密集和持续的英语语言培训，以及对大学生和教授的英语支持。从长远来看，这可能需要国家计划无论位置或入学人数如何，所有小学都开始英语教学。
与此同时，大学必须在英语授课课程和本国语言授课课程之间取得合理平衡，为学生为全球和国内经济做好准备。他们还必须奖励以母语进行的学术生产，以扩大知识基础、超越狭隘的英语视角。
这就要求承认语言在塑造身份、促进机会和传播知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个世界正在努力应对过去的不公正现象，同时努力实现一个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现在。
罗斯玛丽·沙罗蒙（Rosemary Salomone）是纽约圣约翰大学的Kenneth Wang法学教授。她是新书《英语的兴起：全球政治和语言的力量》（牛津大学出版社，2021年）的作者。
本文由张万琪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Print headline:?Lock out the inequities in global use of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