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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提到学术界需要做更多工作来认可团队合作，因为人们担心疫情可能会使一些合作研究人员不那么突出。
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Matthew Flinders）说，特别是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在跟上不断变化的形势方面已经落后了一点点，即朝着以团队为基础的方向前进”以获得学术成就。
但是，弗林德斯教授在由惠康基金会举办的“重新想象研究文化节”上发表讲话时说，这些学科领域“在团队科学的理解和实践中可以提供很多东西，因为正是这些学科研究了人类的行为、文化和互动。”
“我们所知道的是，有时在完成团队合作的地方，并不一定总是以最包容、公平或开放的方式进行。因此，也许尽管团队科学在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科学中并不常见，但是那些学科具有尚未实现的潜力，可以帮助塑造我们想要重新定义、振兴、重新构想团队科学的方式。”
荷兰卫生研究与发展组织主席兼荷兰科学研究组织执行董事会成员耶隆·格里茨（Jeroen Geurts）表示，截至去年，科学家团队有资格获得年度斯宾诺莎奖，这一奖项被称为“荷兰诺贝尔奖”，但对不同团队的标准也各异。
他说：“除了我们花了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个人奖项转变为更多团队指导的奖项，如果您要获得团队奖，那么您必须要比个人成就具有明显更大的影响力，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您想获得团队奖，就必须捍卫它，这件事情应该变得更加寻常。”
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生殖类固醇主席、医学科学院（Academy of Medicine）的教务主任菲利帕· 桑德斯（Philippa Saunders）曾出版，她对新冠危机已经“研究团队中一些人不那么突出”这一情况感到“担忧”。
她说：“人们在建立人际关系方面已经落后，我担心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奖励团队合作）这个问题并保持这种压力。”
曼彻斯特大学心理健康与包容性教授道恩·埃奇（Dawn Edge）表示，围绕团队合作的对话必须超越仅仅是确保所有团队所有成员都因自己的工作获得认可。
在会议提问环节中，有与会者称他们“不再觉得我可以胜任临床研究的笔滨（主要研究者）”，因为他们“严重的身心障碍问题正在恶化”。埃奇教授回答说，应该允许成为“共同笔滨”的可能性。
她说：“有某种身心障碍问题不应使人们失去他们所拥有的所有技能、知识和专业知识……我们需要在思考真正使人们参与的方式上更具创造力。”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有声音呼吁英国研究委员会允许在资助申请中列出一个以上的笔滨。
牛津大学脑功能MRI牛津研究中心主任海蒂·约翰森·伯格（Heidi Johansen-Berg）表示，该领域需要摆脱“要成为一名合适的科学家，您需要日夜思考科学”的想法 。
她说：“人们可以在他们的时间和生活的各个部分中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贡献。与他们可以投入的工作时间相比，这与贡献的质量更加相关。”
ellie.bothwell@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张万琪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