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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数字时代，我们不缺乏科研活动，创新才是大多数国家的头等大事。
事实上，根据澳大利亚首席科学家艾伦·芬克尔(Alan Finkel)的说法，全世界每年都会有25万多名博士毕业。自2011年以来，仅中国就增加了100多万名研究人员。
研究人员历经艰辛和忍耐，在近乎苛刻的职业生涯中提出宝贵的见解，或许偶尔有重大突破。但是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要改变的不是个人献身科研的精神，而是要改变以获得资助、晋升和教职为目的的研究工作的评估方式。
多年来，在根深蒂固的以指标(主要是出版物和引文的数量)为基础评估研究的体系下，学者往往倾向于顺从，而不是充分发挥自己好奇心。
保持高效率对于研究人员的职业发展一直至关重要，但人们一再强烈要求对这一过程进行更严格的控制——最近一次是在今年6月初于香港大学举行的第六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上提出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多达700名学者、政府官员、期刊编辑和资助机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突显了国际社会对开展科学研究的方式的深切关注。
芬克尔和其他大会会议发言人明确表示，全世界每年发表的研究文章数量以百万计，我们需要更加努力，以确保研究的稳健性、相关性和可靠性。长期以来采用的传统评估标准不一定有利于产出可靠或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要想废除这种过分关注科研成果数量的做法，就要对选择性报告、使用拙劣的方法、在引用次数为零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或拆分作者以便每名研究人员获得更多的出版物等可疑的做法加以遏制。
在一些国家，改变已然发生。爱尔兰卫生研究委员会(Irish Health Research Board)最近采取了一项严格的规定，要求每名研究者证明自己已经完成了科研诚信培训课程。致力于生物医学研究的英国慈善机构惠康基金(Wellcome Trust)也在实施广泛的质量和诚信政策。
世界科研诚信大会的另一位大会发言人、爱尔兰卫生研究委员会主管奖项及教育的莫拉·海尼(Maura Hiney)表示，欧洲大学协会最近与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科学欧洲（欧洲研究资助组织和研究执行组织协会）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称他们正试图拓宽大学领域的评估标准。
这些举措与2010年第二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上通过的《新加坡声明》中所包含的原则一脉相承。这些原则是：在研究过程的所有阶段，对所有行为者保持诚实、负责、职业礼貌、公平和关爱。
海尼适时地指出，在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展示中也需要保持透明度。
研究是由公众或捐助者资助的，涉及范围广、耗时长。为了让公众对研究保持信任，研究人员有义务开诚布公地交流，例如陈述研究的目标和局限性，并尽可能与最终用户接触。
例如，为了社会利益着想，将发现转化为产物或服务这一做法是可取的，无论是更持久的髋关节置换手术，还是发明一款能够检验老年人糖尿病血液的软件，然后再将诊断结果传送给药房给患者开新处方。
令人欣喜的是，在诚信大会上，由一群心系学术诚信事业的学者联名撰写的《对于科研人员评价的香港宣言：促进科研诚信》 得以发布，作为帮助大学改善现行教师激励和奖励制度的指导原则。
这些原则包括:
评估教职员应基于可广泛反映对科学事业贡献的负责任指标，包括研究理念的开发、研究设计、方法和执行以及有效传播
奖励完全和透明地报告所有研究内容，无论结果如何。并在可行的情况下，奖励诚实和透明的报告，重视公开科学——如公开方法、材料和数据
重视宽泛的研究活动，例如重复实验、研究综合和整合研究。
重视对负责任的研究和学术活动的一系列其他贡献，如赠款和出版物的同行评审、指导、外联和知识转让。
学者同行评审培训，以及将科研诚信课程纳入研究生课程体系是加强科研文化的重要步骤。正如渥太华大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大卫·莫尔(David Moher)所言：“科学进步的唯一途径就是，对他人的作品进行同行评议。”
但我们也需要大学排名机构的支持。如果大学排名机构对上述原则置若罔闻，将很难推动钟情于排名的大学做出改变。
的确，大学想要广受赞誉，不应该通过大量发行出版物来实现，而应该通过产出切合实际、值得信赖、足以改善人类福祉的研究成果来实现。
岑美霞是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分管科研）。